奥运会后，很多人呼吁中国体育取消举国体制，走向更商业化和公众化的发展。不过，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肯定了举国体制的好处，表示这种方式将继续下去。最近，我在认真体验自行车运动，对运动和体育发展问题也有了些胡思乱想，记录在此。
我不认为中国适合在现阶段就将竞技体育运动市场化和公众化发展。原因有三，（1）市场基础不具备，（2）国民收入水平不足，（3）国民观念欠缺。
不具备市场基础，最重要的原因，是企业界的缺位。去年在杭州会一位台湾NGO资深研究者时，他提到中国大陆NGO事业的长足发展有待企业界的参与。竞技体育的发展与此类似，我们的企业界参与竞技体育的范围和深度都还极其有限，在这种大环境下，想全面深入地依靠商业化推动竞技体育运动的成长，不切实际。国内比较成型的体育商业化例子，是几大球的职业联赛，企业参与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赞助职业队，获得冠名，提升自身品牌。由于管理制度的不完善，虽经历近二十年的摸索，成效仍不显著，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足球。这种层次的企业参与，只能算浅层的参与，尽管也非常非常重要。对竞技体育运动的水平提升更有价值的，是另外一种企业参与。
竞技运动范围广泛，很多运动并不具备广泛的观众基础，也就是说，不象三大球那样有很大的“市场商业开发”价值。但这些项目都有相关的设施设备制造商，有相关的运动推广服务商，这些企业可以对该项目进行持续深入的资助。这种支持是双赢的，运动队和运动员获得了稳定的资金、设施设备保障，企业获得了验证和改善自身生产服务的绝好机会，当然，也少不了广告效应。只有当这类企业对运动的介入广泛化了，竞技体育的整个体制才可能市场化发展。因此，我国的竞技体育运动的广泛发展，其实和运动关联企业的成长有非常密切的关联。没有这类型企业的大量成长，以13亿之众的泱泱大国，实难深透地实现我们的体育强国梦想。
除了企业界的自然成长，也避不开管理制度问题。足球职业化失败的前车之鉴证明，即便有企业愿意参与了，商业化不一定能成功。政府体育主管部门责任最为重大。你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坚持举国专业体育体制，但一定要培育企业界参与的商业体育氛围，逐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，只有这样，才能为中国的体育运动全面深化发展奠定长远基础。
第2个不适合的原因，是国民收入水平不足。尽管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，人们的收入水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，但还有近十亿人的收入水平较低。如果一个人每日可支配的时间多数要用来养家糊口，很难想象他会有动力去用心操持一项运动。以人口生理学的角度，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资源，如果13亿人都能获得良好的生活保障，这其中不知道会涌现出多少潜在的运动高手。套句古话，仓廪不实，实难让人们有闲有钱去思考如何挖掘自身的运动潜能啊。
最后一个不合适的原因，我认为是观念。这和东方人的文化传统有关。有这样一个笑话，10亿印度人辩解自己在北京奥运会只获得一枚金牌时，说他们注重的是精神世界，而非物质身体。东方文化传统不象西方那样注重挑战世界、征服世界，我们更注重与环境的和谐共处，这造成个体自我超越的欲望远不如西方人强烈。另外，国人似乎有太多的爱好值得去耗费时间，而不是去作运动和强健身体。前几年，我在贵州生活，接待了一批外地朋友，他们感慨贵州人最热爱的活动十分单一，不是吃吃喝喝，就是打麻将赌钱。时至今日，这种现象并不孤立，在很多中西部地区，包括沿海地带比较传统的社区中依然普遍存在。40岁以上、甚至很多30多岁的国人，似乎没有时间去了解和关注运动，更不用说去实践了。就说我自己，如果不是来到舟山生活，偶然尝试了自行车运动，恐怕也还只是停留在朦胧的喜好阶段，谈不上亲身体验运动。而运动这玩意儿，不去实践，等于白搭。
最后，还有一点乱想。《户外》8期上介绍了5个最健康的美国男人，非常有意思。什么样的人算得上“最健康”呢？原来，他们都有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职业，但都在某些运动领域具备了超越职业高手的水准。其实，运动离我们普通人并不遥远，只要你坚持练习，在强健身体的同时，或许就有机会成为一名“专业余（Pro-Am）”的运动好手，充分体会到超越极限的美妙感觉。
